那个心脏骤停倒在北京地铁的人,终于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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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丹麦对阵芬兰的欧洲杯小组赛中，丹麦队中场核心埃里克森心脏骤停突然倒地，失去意识。37秒后，医务人员冲进场地。他们带上了氧气瓶、血氧监护器、心电监护仪，还有一台AED——它可以在患者心脏骤停发生室颤时，进行电除颤帮心脏找回正常跳动的秩序。

最终，队友、急救人员一系列正确规范的处理，以及那台实施了电除颤的AED，让埃里克森死里逃生。被担架抬离赛场时，他重新睁开了双眼，苏醒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哪，我才29岁。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丹麦队队医说，苏醒之前，埃里克森一度死亡。那真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当时他离死神有多近。而在心脏除颤之后，我们把他带了回来。

AED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及时、正确的胸外按压，以及使用AED——这几乎是唯一可以挽救其生命的方式。

从年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AED已经在公共场所发挥作用。年10月27日，AED首次进入了北京的地铁站。

半年多后，年5月24日，在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北京西站地铁站，几名经过急救培训的站务员和一台刚配备不久的AED，共同挽救了一个离死亡很近的男人。这也是北京地铁AED成功救人的第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关于改变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人凭借常识和勇气，最终拯救普通人的故事。

文｜汤禹成

编辑｜金石

从濒危到复苏

一个普通的北京地铁站务员，需要在一天之内处理多少事？

答案是发生在这个地铁站里的所有事。最基本的，维持秩序、回答路人的各种问题、提醒人们戴好口罩、确保地铁安全离站……还有一些意外，比如有人喝醉酒闹事了，打架了，受伤了……以及，一种最极端的状况——有人突然倒地，生命垂危。

一个人，突然在地铁站内晕倒，原因很多，例如低血糖、中暑、喝大了，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引发的眩晕，所有原因中，最糟糕的那一种是：心脏骤停。

年5月24日早上5点18分，北京西站地铁站，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倒在西进站口附近。事后据他的同事介绍，该男子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事发前，他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地上。

进站口旁的站务员很快注意到了他，用对讲机喊来了值班站长。随后，值班站长带着几位站务员赶到，他们把倒地的男士翻正后，发现他的眼睛已经翻白，没有鼻息，脸憋成了酱紫色，更重要的一项身体指征是——这名男子的腹部已经看不出起伏，只有下颌能看到轻微的颤动——这种无效呼吸状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心脏骤停的重要指征。

那天的值班站长是一名短发、干练的女生。我在地铁站见过她一面，她说话时语速很快，语气坚决，感觉是个利落的人。也参与了那天救援的站务员小孟告诉《人物》，当天，在值班站长的指挥下，站务员们迅速拉起隔离带，封住男子倒地的那块区域，并把人流从西进站口引到了东进站口。

5点22分，男子倒地4分钟后，刚刚结束了一个急救任务、正在急救车上待命的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张荻接到了调度中心的指令。随后，司机发动车辆驶向北京西站，与此同时，张荻拨通了报警人的电话，进一步核实信息。

在这通电话中，张荻从地铁站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出事的地方离南广场比较近，你们可以把车停在南广场——急救的本质，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任何一个准确有效的信息，都至关重要。

此时，地铁站内，站务员和站长开始轮流为昏迷者进行胸外按压。在当天值班的地铁站务员里，大约有三到四人参加过专业的急救培训，拥有急救证书。在北京，地铁站每年都有这样的培训，但名额有限，一个班组通常能去三到四人。在那些培训上，他们会学习到包括心肺复苏在内的各项急救技能。

幸运的是，据小孟回忆，当天现场参与胸外按压的那几个站务员，应该都有急救证。

在基本的急救常识中，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是：胸外按压的频率必须达到每分钟至少次，这样，心肺复苏才是有效的，而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为患者提供血流和氧气，让他的大脑和心脏保持一定活性。但在如此按压了五六分钟后，昏迷者依然没有恢复自主呼吸，面对呼唤也没有应答，于是，站务员们决定启动AED。

一个多月前，这台橙色的装置出现在了北京西站的地铁站中。事发当天，一个站务员跑着将它取来，它的两个电极片被贴到了患者胸上——从去年开始，地铁站工作人员的急救培训就增加了AED的内容，但即便没接受过培训，AED上也有明确的操作说明，而在机器运转的全过程中，每一步也都有清晰的语音提示，因此，AED也被称作傻瓜机，只要根据语音提示，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进行操作。

AED的操作很简单，每台设备上都配有详

此时，急救中心医生张荻已经赶到现场，当时的时间大约是5点31分，AED已经启动。

张荻迅速替换下站务员，自己为患者按压。还没按两下，机器就开始说话了，AED传来提示——请远离患者，即将开始第一次心率分析，张荻停止了按压，往后退了退。他知道，AED做心律分析时，如果还有人继续触碰患者的身体，分析可能会不准确。

厂家后来公布的数据，记录了一台AED是如何挽救一条生命的：

5点31分33秒，AED进行第1次心律分析，语音提示：建议除颤。

8秒后，AED自动实施J放电，患者恢复了自主心律。

5点33分48秒，AED进行了第2次分析，结果是，不建议除颤。

但短短11秒后，患者再次发生室颤。

5点36分01秒，在第3次心律分析后，仪器建议除颤。

8秒后，仪器自动实施J放电，患者又一次恢复了自主心律。

在AED进行心律分析并实施除颤的间隙，张荻和他的车组人员持续为患者做着胸外按压。

5点40左右，在晕倒20分钟后，患者的情况终于好转，自主心率，自主呼吸，逐渐恢复。

在AED留下的数据中，有一串不断变化的心电波形——室颤时，波形像锯齿一样，是杂乱的，电除颤时，波形短暂地变成一条水平的、没有任何起伏的直线，而在恢复自主心跳后，波形是有节律的，每个周期里会有座狭长、高耸的小山峰，锯齿、直线和小山峰的背后，也是一个生命从濒危到复苏的过程。

AED中记录的心跳波形，最上面是正常的

摊上事儿了

这是发生在北京地铁中的，首次使用AED救人成功的案例。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几乎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骤停而突然倒地，每年，有54.4万人因此失去生命，而抢救成功率仅为1%。

王西富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做了15年急救医生，他告诉《人物》：当心脏骤停发生时，如果只依靠我这种急救车到现场，结局几乎都是死亡。在现场我能把他救到有心跳的，还是蛮多的，但几乎最后统统还是死了，因为缺血缺氧的时间太长了。他说，在15年的从业经历中，依靠急救车在现场救活人的，我几乎想不到这样的案例。

而在具体的记忆中，一桩发生在7年前的往事始终令他难以释怀。

那是年，一对老夫妻从银川来广州旅游，丈夫身体突然不舒服，导游帮他们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准备回家。在广州火车站的进站通道里，那位老人突然倒地，心跳骤停。一位并不在现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王西富问他，现场怎么样，他答不上来，只是催促着王西富快点来。

到达现场时，王西富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拉起了隔板，但遗憾的是，现场没有一个人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王西富马上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按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心电监护仪上是一条直线，老人走了。

老人的老伴在一旁哭成了一滩泥。王西富也哭了。这些年来，他每次想到那对老人，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这些老人，在晚年用攒了一辈子的钱出门旅游，途中身体不舒服，导游买了一张返程的票，把他们打发回家了，火车站的人大多都没有急救经验，不敢上前对老人进行胸外按压，错过了最重要的急救时间。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

王西富说，面对心脏骤停的人，快速识别、给予标准的胸外按压，并正确使用AED，这几乎是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唯一办法。

胸外按压的基本方法图源《人民日报》

一颗正常跳动的心脏，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循环往复。而在心脏骤停的患者中，80%都会发生室颤，这意味着心脏的正常跳动变成了快速的、微弱的、短频的，无法泵出血液的那种颤抖。而AED提供的电除颤，可以唤醒那些乱跳的、抖动的、不听指挥的（心脏）。

在这个过程中，4分钟是一个黄金救援时间，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大约有50％的抢救成功率；同时配合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90％。而每延迟1分钟，急救的成功率就下降10％。超过10分钟，生存率会大大降低。

因此，多年来，王西富一直以急诊夜鹰的身份，致力于AED的推广与急救知识普及。

最早时，他借马拉松赛事推广AED。但随着各城市地铁中的猝死案例越来越多，他的宣传焦点逐渐转向了地铁、火车站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城市，这些公共场所安装AED的动力其实很小，法律也没规定一定要装，装了之后，如果没救活，会不会反而摊上责任呢？因此，这些年，AED进公共场所的步子，一直很缓慢。

年，厦门红十字会接受企业捐赠，向厦门地铁移交了24台AED。可是两年后，厦门网记者探访发现，AED并没有放入地铁站。地铁工作人员的回应是，配备AED设备需要急救证，但他们没通过审批。

《北京商报》也有过一则报道称，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联合生产AED的朋友，提出捐赠一批AED给北京地铁，但地铁方面的反馈是，没有政策、没有许可、没有地方放。事情就没有继续做下去。

年底，《羊城晚报》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广东省同心圆慈善基金会计划向广州捐赠0台AED，但最终一台都没捐出去。基金会项目主任在接受采访时叙述了当时的难点：我们去了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街道，但他们都不太愿意。一些基层领导担心，人救不活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这是很多人的顾虑。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现实显然比法条更加复杂，迈出第一步也并不容易，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者。

5月24日那天，患者恢复心跳后，张荻和同事将他医院。张荻告诉《人物》，在自己过往的出车经历中，尤其在这种公共场所，每次到了现场，倒下的人往往自己躺在地上，很少有人敢动——毕竟，不动不会有任何法律风险，动了，出事了，可能就摊上事儿了。

被抬离球场时，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终于苏

迈出那一步

在所有的城市中，上海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年6月，上海地铁十三号线的淮海中路站，一台安放AED的绿色小箱子被悬挂在了站台层醒目位置。年春节后，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地铁换乘站，往来的行人也陆续看到了AED。

同年，深圳也开始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AED。如今，深圳全市在公共场所配置的AED已经超过台，覆盖率全国第一。其中，在深圳的地铁站里，一共配备了台AED设备，这座城市不仅实现了所有地铁配备AED，并且正努力实现同一车站内，站厅层和站台层分别设置。而从今年1月28日开始，深圳巴士集团的辆大巴上，也都配备了AED。

如今，在深圳，只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