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歌儿唱给党
2018-2-9 来源：不详 浏览次数：次“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从年到现在，50多年来，每当耳畔响起这首悠扬的歌儿，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名字：才旦卓玛。她的歌声像是融入到时代的血液中，流淌在历史的脉搏里，也牢牢地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繁华盛开的六月，才旦卓玛应邀到长春参加《放歌中国》节目录制，于是有了本报总编辑陈耀辉与这位年已八旬的老艺术家的倾情对话。
推开宾馆房门，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笑脸相迎。她目光温顺，语气谦和，令人心头泛起温暖的涟漪。对话中，她每一句述说都饱含真情——那是对党、对国家的一片深情。当年周总理的一句话：要回西藏去。她二话不说放弃北京的发展机会，回到了西藏。周总理说，要永远保持藏胞的朴实本色，所以，她坚守民族文化，一生只唱西藏民歌。她说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要听党的话。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眼波流淌着纯净的光，时而少女般娇羞，时而战士般庄重。与她在一起，能感受到老一辈人的情怀：单纯又热烈。和她对话，好像跟着她做一次心灵的朝圣，告诉你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忠诚。
才旦卓玛,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年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享誉全国。代表曲目有《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毛主席的光辉》《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北京的金山上》《一个妈妈的女儿》等,特色浓郁、感情真挚。曾获全国首届“金唱片”奖、“五洲杯金曲奖”、西藏首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在全国部分省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多次参加国家重要演出活动,曾随(率)团出访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听众喜爱。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年设立“才旦卓玛艺术基金”,于年、年举办两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新作演唱评奖暨电视颁奖晚会。
曾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西藏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等职。
陈耀辉：提起西藏，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就能联想到美丽的雪域、雄伟的高原、洁白的哈达、甜香的酥油茶……当然还有您，才旦卓玛。您的歌声就像时代的血液，早就融入了千万人的身心。《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毛主席的光辉》……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无数人魂牵梦绕。几十年来，您一路用心歌唱着，表达着对党和人民无限的爱。请您谈谈您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农奴女儿成长为一名歌唱家的？
才旦卓玛：说起我的艺术经历，那故事就长了。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在放羊、放牛的时候，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都会唱一唱。我唱的歌都是从我生活中的人那里听来的。我们西藏有很多种山歌，人们劳作的时候都会哼唱一些，大家你唱一个，我唱一个，慢慢地我就学会了很多歌儿。那时候西藏还没有和平解放，我们辛苦一年的收成，大多要上交给领主。若是收成好一点，家里就能过得好一些，但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全家人就得饿肚子。我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可因为家里穷也就没有机会读书。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苦，只有唱歌让我感觉到快乐。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但解放军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一开始，老百姓对解放军是有点害怕的。那时候有谣言说共产党来了不是好事，解放军像藏兵一样会吃我们的食物，住我们的房子，抢我们的东西，所以当时很多老百姓偷偷地把吃的、用的东西都藏起来。但是，解放军来了好几天后，他们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改变了看法：解放军和藏兵不一样！我亲眼看到，解放军到了日喀则以后就住在我们打水的地方。那里是一片青稞地，他们到的时候正值冬天，地里的青稞都割完了，他们在空地上搭了帐篷住。由于缺氧、气候干燥，再加上天寒地冻，他们的嘴巴全裂了。看到他们的样子，我们真是很动情，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心里非常难受，他们说：“解放军根本不是来占领我们的地方，抢我们的东西，人家宁可冻着饿着也不动老百姓的东西。”于是，谣言不攻自破，老百姓对解放军渐渐亲近了起来。
解放军进到西藏时带了一个文工团，他们又唱又跳的，我可羡慕了。每当他们排练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偷偷到旁边看。后来，我们西藏成立了青妇联，还组织了宣传队，因为宣传队里需要有人唱歌，所以，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参加了青妇联的宣传队。
年，西藏青妇联组织了一个西藏青年参观团，我和其他40多名来自西藏各地区的青年一起到内地参观。我们从拉萨出发，坐着解放军的大卡车去了青海，后来又去了北京，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都接见了我们。随后，我们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等地。我记得到东北时冷得很，组织上给我们每人做了新棉衣、新棉裤；我还记得武汉大桥刚开始建设，桥从这边一直伸展到那边，我们看得都楞了。
这次参观让我们长了见识、受了教育，也让我们的家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当我回到家后，爸爸妈妈看到我的新装，听到我的讲述，高兴地说：“共产党、毛主席都是好人，我小孩走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回来后穿的比‘贵族’还要高级！”所以，后来我要参加日喀则文工团，爸爸妈妈很爽快地同意了。我妈妈说：“你去参加吧，共产党都是好人。”
参加文工团没多久，我就被保送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学习。西藏公学院是党和国家为了帮助我们藏族人学文化而特别设立的一所学校，在那里我们吃穿用住都不花钱。再后来，国家民委、文化部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办民族班，上海音乐学院就到西藏公学院来招生。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文化，老师就让我们唱歌，听我们的嗓音条件。我当时唱了两支歌，就和其他的三个同学一起被选中了，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就这样，我真正走上了艺术之路。
讲这么多，一句话——我是真心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陈耀辉：您在上海读书期间与老师们的感情非常好，特别是与老师王品素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能否谈谈你们之间的故事？
才旦卓玛：我是年到的上海，刚到学校的时候，老师们一起来看我们，王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她那时候四十来岁的样子，穿着朴素，留着短发，笑起来满脸慈祥，见她的第一面我就很喜欢她。
王老师教我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的。一是我们语言不通，二是王老师对西藏的音乐接触也很少，不了解藏族唱歌的发声方法。比如，练声时，我连传统的“咿、呀、噢”都唱不出来。最后王老师干脆说：“我先当你的学生，你先把我教出来。”于是，我和王老师来了个换位教学，我把自己那些独特的唱法唱给王老师听，同时也教王老师说藏语。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些唱法放到练声曲当中去。她让我用藏语练声，我个人感觉王老师的教学是很成功的，我现在八十岁了还能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就得益于王老师当年给我打的好底子。王老师在民族声乐上的教育理念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认为民族音乐一定要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提高，一定要深扎本民族声乐的根基。
王老师的教学是开放式的，各种东西都让我接触，各种歌都让我唱，各地的民歌还有好多歌曲，像《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霞》等都教我唱，还让我去听外国花腔。当我第一次被王老师领到音乐教室听唱片时，我听着那些婉转如流水的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我走传统路数，让我尽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点，指导我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练就了具有浓厚藏歌韵味的好音质。
王老师不仅是我事业上的恩师，在生活中也像妈妈一样照顾我。那时买什么都要票，而且我刚到学校的时候，老是感冒，气管也不好，医院。在学校里不能熬药，老师就在家里给我熬好了，第二天上课时带来。没有王老师这样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王老师还教会我如何做人，让我有了自己的信念。在我成名之后，王老师时时提醒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才旦卓玛，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藏族人民。大家 陈耀辉：作为新中国藏族第一代歌唱家，您用清澈悦耳的歌声滋润了几代人的心灵，多次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并告诉世界一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大美新西藏。请问这些年来，您在推介民族文化方面有哪些体会？
才旦卓玛：我们是搞声乐的，首先要自己学好本民族的音乐。我自己掌握得好一些，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喜欢唱藏戏，喜欢山歌，所以根基比较扎实。可如今人们学的东西比较杂，根子不扎实，所以现在好多歌曲听起来差不多，没有自己的特色。就我自己而言，这么多年也有很多人建议我唱点流行歌曲，但我始终坚持唱藏族民歌，因为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别人才能了解和尊重你的民族文化。
我自己一直想，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音乐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艺术发展保持下来，那我们的民族之花该开得多么鲜艳！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要学好本民族的东西，把根扎深，这是宣传、发扬我们文化艺术的关键。
陈耀辉：您曾受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接见，这无疑是十分幸运的，请您回忆一下被接见时的情景和心情？
才旦卓玛：我曾经多次见到过毛主席，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我的老师是邓颖超大姐的部下，所以，我有幸多次得到总理的教诲，还和老师一起到过总理家。总理特别平易近人，他每次都会亲切地问我：最近回家乡了没有？他叮嘱我要常回家乡，不然时间长了歌声里就没有糌粑和酥油茶的味道了。国庆十五周年时，我被调到北京参加《东方红》演出，那时候总理也接见了我们。他见了我就问：“才旦，快毕业了吧？准备去哪里啊？”我说不知道呢。他又说：“我有个建议，你还是回西藏去，现在西藏需要你们，需要你们回去做工作。”我说好，我回去。其实，当时北京很多歌舞团都想招我进去，比如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但总理让我回去，我就一定要回去！那时候，很多人说我傻，“你北京那么好的机会，回去干什么？”可我坚持要回去，因为我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的教导。我是党培养的，党让干啥就干啥。后来我想，回去是对的，我虽然做不了很多事，但我还是能一点一滴地回报西藏人民。
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我。习主席去西藏考察时还跟我说，你们是西藏的见证人，一定要注意身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嘱托给予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感激党，感激人民，感激大家的帮助。所以，我在思想上时刻不忘领袖们的殷殷嘱托，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唱好歌。
陈耀辉：您常年奔波在演出一线，与家人相聚的时间一定不多。对于这样勤于工作的您，家人们埋怨过吗？他们又是怎样支持您的？
才旦卓玛：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埋怨过什么。我特别感谢我的老伴儿，我事业上的进步离不开他的付出。我常年在外演出，工作很忙，家里根本都顾不上，家里的事全要靠他一个人。我们团里下乡的时候，其他人都发愁孩子怎么办，我就不需要操心，走就走了，孩子们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他都能安排好。当年，孩子刚出生没几个月，我就有任务出去演出，一走就是好几个月。他在家里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们照顾得好好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也经常跟他开玩笑，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
我老伴儿是青海藏族，自小生活在海拔较西藏低许多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不适应高原缺氧环境。年轻时他不在乎，可是年纪大了，身体就出现了多血症、高原性心脏病等多种问题。他今年87岁了，现在住在成都，由儿子、媳妇和小保姆照顾着。但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不踏实，每天反复问小保姆：“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奶奶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若非有重要演出，我一般都争取在家陪着老伴儿。
陈耀辉：您的歌声一直以来都是以清脆嘹亮、优美真挚著称，请问您是如何保养嗓子，让它始终永葆青春的呢？
才旦卓玛：谈不上什么保养。我觉得身体很重要，身体好，精神就好，就能唱好歌。人没有精神，再想唱，气息也跟不上。我锻炼身体的方法就是每天练练歌，唱一些小民歌，让气息保持流畅。另外，心情也很重要，不要总是想不开，老是跟人家比较，这样心就宽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你看李光曦老师今年八十九了，身体还那么硬朗，就是因为他思想单纯、性格开朗，每一天都很愉快。那么大年龄了，他两口子还环游世界，在国外转了一圈呢。
陈耀辉：您这次来到吉林长春有何感受？吉林人豪迈奔放，西藏人民淳朴真挚，可以说两地的人民都非常热情好客，性格上应该说是“对脾气”的。我们两省的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在气质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吉林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满族、朝鲜族、蒙古族也有许多极具个性的文化特色，以您从事多年的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推介工作经验，对于我们吉林省的民族文化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才旦卓玛：我对长春印象很好，长春的天气有点像西藏，早晚冷。晚上，星星、月亮看得很清楚，这在其他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我去净月潭公园转了转，天蓝蓝的，环境美美的，空气很新鲜，非常难得。我对满族文化不大了解，但我觉得吉林省的朝鲜族文化、蒙古族文化都发展得很好，他们的很多节目都非常有特点。特别是朝鲜族，我印象尤为深刻。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各省自治区汇报演出，我第一次看到延边朝鲜族的顶水舞，那个舞漂亮极了。他们的乐队也很棒，当时我们西藏自治区的舞蹈《丰收之夜》都是延边歌舞团的乐队给伴奏的。我非常为他们感到骄傲。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去过那里，我觉得发展得很不错。
我的建议就是要经常搞些活动，要多搞民族活动，这样既可以挖掘民族内在的东西，也可以让大家了解、重视，同时，各民族之间还可以在文化发展上互相督促、互相帮助。
陈耀辉：吉林省对口援助日喀则地区，多年来派出大批干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援藏工作中不仅推动了西藏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藏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和广大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曾经到过西藏，去慰问援藏干部，宣传援藏工作，深为他们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才旦卓玛：我每年回西藏都能感受到西藏的进步，过去我们没有的，现在都有了。过去进出西藏只能坐汽车，现在飞机、火车、公路都通了，我们西藏航空也成立了。我想说，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我们西藏的今天。
援藏干部们是很辛苦的，为了我们西藏发展，他们放弃内地优越的条件，听从中央的号召，到我们西藏去。这个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西藏人民也一定要好好努力，一定要维护祖国统一，一定要把西藏建设得更好。我是党培养起来的，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要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去做。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直唱下去，用歌声歌颂党和祖国，继续“唱支山歌给党听”。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