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为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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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渡

年胡适写下《容忍与自由》的时候，是为了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蒋介石的冲突。

当时《自由中国》为文要求蒋介石不要连任第三任总统，否则会毁坏宪法，破坏民主制度。蒋介石极为不高兴。此时有人指控《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冒用他人的名字，进行诉讼，造成很大的困扰。胡适明知这不只是“读者投书处理不当”这种编辑问题，而是当权者想罗致罪名的手段，于是苦口婆心，一方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一方面也写文章劝双方要学习容忍，因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这一篇文章已成为20世纪中文必读经典。

年少时代读《容忍与自由》一文，我心中常有疑问：要求当权者有胸襟容忍社会异见，这是不错的，但他在文中为何再三致意，甚至举陈独秀为例，说明异见者也要学习容忍，不能坚持己意为是，而他人皆非，这未免搞错了对象。因为受压迫者只有忍受的义务，哪有什么容忍的权利？

当年殷海光也质疑胡适：以法治约束统治者的权力比要求容忍更重要，毕竟在现实上，冲突的根源往往在权力不受约束，而不是容忍与否这种“胸襟”层次的问题。

蒋介石与胡适的矛盾，都写在彼此的日记里。胡适不顾诸多政界大老如张群、陈诚等人劝告，不断劝蒋应公开宣布不连任，即使他没有总统的位置，也一样享有领袖的实质威望。蒋日记则写下：“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他甚至气乎乎地骂胡适：“自抬身价，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其甚。”连“讨厌”这种情绪性的字眼都出来了。

胡适则继续当乌鸦，坚持做蒋的“诤友”，认定自己是“尽公民责任”。但年1月15日两人在总统府见面时，气氛反而很平和。蒋介石对胡适不得不容忍，因为他外有“不可忽视的外国势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