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与当代教育学术会讲乡贤文化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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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逊先生：

大家好！这次我们讨论的是乡贤文化。我要说这个问题我在这之前没有接触过，昨天听了半天多的会讲，听了不少先生谈论这个问题，还是有不少启发。今天呢就将我听了以后想到的、受到的启发在这里和大家报告一下。

乡贤文化，乡贤，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所谓乡贤就是民间的有德之士。乡就是指民间的；贤，贤人就是有德的人。乡贤文化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间有很重要的地位。我昨天听了一些讲话之后，我联想到了《论语》。《论语》里边，没有提到过乡贤，但我联系起来看呢，《论语》里面有些内容还是和以后的乡贤文化的发展实是有关系的。民间，它总是有一些有德之士。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地区，必定也有一些有德之士，其忠信和孔子相当。这些人对文化的传播、传承有很重的作用。这个思想我想在《论语》的时候就有。我想到那么几点：第一是《里仁篇》第一章“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这是说，选择居住的地区，要选择那些有仁德的地方，或者说是有德之士居住的地方。这就说明和有德的人相处对一个人修养提高是很有意义的；再有一章提到子贱，说“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就是说鲁国没有那么多君子，那么这个子贱从哪里去学得这些君子的品德呢？那么就是说，鲁国社会中君子比较多，这是子贱成为君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个人的修身，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周围环境中那些有德之士的影响。个人修养要主动地向有德之人学习。这是讲个人，那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传承，有一章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卫公孙朝问，夫子他怎么学，向谁学，“夫子焉学？”子贡回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他是说，已经到春秋这个时候了，虽然社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文武之道并没有断掉，未坠于地。没有断掉是说在哪里？在人，在人身上仍然保留了。贤者识其大者，贤人保留了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不贤者，就是他说的小人，虽然不贤，他身上也有。所以孔子向所有人学习。所以说“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保留了文武之道，在贤者不贤者那里都可以学到文武之道，所以没有固定的老师。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文化，已经有几千年了，这个传统怎么传承下来的，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文献，从学术上历代的学者，但是不止是这些。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社会里面的人。在人们身上还是有很多保留，无论是贤者还是不贤者，他身上都传承了文化。这就说明了，后人那么重视乡贤，我想就是因为这一点：文化的传承在人。而在这中间，当然贤者起了更大的作用。所以从这样的思想出发，重视这一方面，而且要把它制度化，这样才能成为乡贤文化，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方面，这是一点。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后儒对这样的思想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发展。他重视人，重视有德的人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从社会来讲形成了乡贤的制度化的一些体系。后面还有一些人把这个思想用到自己身上，把传承文化作为了自己的责任、使命。这个文化不仅是自己修身问题，另外也意识到自己修身、学习之外，还担负了一个传播、帮助别人、所谓的以先觉觉后觉的责任。这一点最突出、最鲜明的表现，就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要就是讲的社会道德风气的情况，那么要改变这种情况，“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个思想比较突出的是在一个社会风气比较差的时候，顾炎武讲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这么一个情况下面，那么士人，读书人，特别突出了自己的改变社会风气的责任。这一点在明末清初的儒者那里有不少发挥，就是很明确地讲“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有一种比较具体的解释，就是说这件事情，不受你所处的地位等任何条件限制，如果你在位，或者朝廷或者地方，你可以利用你的地位来做这方面事。如果你是个教师，你可以在教育来影响你的弟子；如果什么也不是，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在生活中间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周围的人。甚至于说到，哪怕是你已经身处绝境了，经济上也破产了，家庭也败落了，亲人也都离散了，孤身一人，你也还可以在自己身上坚持按照传统的道义的要求去做一些事情；即使到了这里，也还是可以在你自己一个人身上保留文化的一线生机。这个问题曾国藩也说过，他说如果要改变社会的风气，一定是从一两个人开始，有一两个人自己起来，他就会影响其他人，逐渐逐渐扩大，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重视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人，重视在这个中间有德之士的责任和理想。如果真的这样做，也就是像曾国藩说的，从一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多影响到人们，这一点，我想对于今天我们的学校来讲，应该也是很有启发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志于学习、传播传统文化，就是因为看到社会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从而激发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都抱了一点希望去改变，那么怎么改变，我想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这个改变，这个传承，也在人，也在我们在坐的每一个人。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正如刚才说，曾国藩说要改变社会风气要从一两个人开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志向，我们自己做这一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我们自己努力的学习文化，努力地在自己的生活中间践行我们的传统，从这个地方开始，最后达到一个改变、恢复现在社会风气的追求。

这是我这两天所想到的，谢谢大家！

刘强老师：

刚才钱老师一番梳理，让我们对乡贤文化的源头和来处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人的文化，而人之中当然有一个不同的位格。我们以前经常说中国文化好像是比较讲究等级的，其实这个等级不一定是外在的等级，它也有一个内在的等级。这个等级并非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等级，而且孔子也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事实上孔子也是把芸芸众生做了一个分类，我们从根性上、从智慧上，其实天生是有差异的，但是孔子也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当然是指生而知之的人，下愚大概就是困而不学之人。但是他没有说过中人如何，这里应该还有一个“中人”的概念。中人就可以通过下学上达，希贤希圣来实现人生的完满和超越。所以中国文化有一个内在超越的向度，怎么超越呢？我觉得就是“见贤思齐”，所以乡贤文化其实是无远弗届的，不仅仅是在某一乡、某一党、某一邻、某一里，它其实可以推而广之，既有空间的广度，也有时间的长度。所以孟子后来也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尚友古人”，他就是说每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你结的善缘也是有限的，你就算能接触到这一辈子都是最优秀的人，但他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还要尚友古人，向更多的先贤学习。所以乡贤，看似把贤者固定在了某一乡，但事实上，古代的乡贤跟今天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连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往圣先贤，也都可以学习我们身边的那些贤人。

我们的张祥龙老师，也曾提出要建立一个儒家文化示范区的学说，我相信他一定也有对于乡贤文化的高见，接下来有请张祥龙先生为大家分享。

张祥龙老师：

这几天听了很多报告，受教良多。我先从“乡”字讲起吧。“贤”字大家讲的都很好，就我的学识没有什么可以加上的了。“乡”字的字义有的学者也提到，它可以大，可以小。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字的根源是在家乡，在乡土，在乡里。所以呢，这种乡贤，它是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家庭。家乡嘛，以家为根的乡。所以呢，我感觉到这是乡贤文化中很传神的两个特点。如果要把这个特点突出一下，可以与西方的文化做一个对比，就能看出来它的不一样。西方，前面有学者讲到他们也有乡贤，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是人，谁没有思想情结？他们都有乡贤。从西方文化的主导形态看，他的贤人不是从乡贤出来的，他们从宗教这个系统（例如基督教）从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宗教这个系统，培养他们所谓的贤人、圣人。所以，他们一直布施，这是教会派遣的。这个在当地就算乡贤，但它是通过教会在一直主导一个超越的世界。而且在他们的无论是哲学、宗教看来，这个超越的世界比你这个乡土化的世界要干净、要纯洁、要高贵，整个的价值不是一个档次。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其他的这种超越化的信仰，一神论的宗教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历代的的文化培养，就像拉斐尔的《雅典学园》里柏拉图的手指是往上指的，都是往上走。价值在上面，最终极的价值在上面。下面只是一个不得已的经验起点，谁让你投生在这个家庭，生活在这个乡里。那是偶然的、经验的，是有缺陷的，所以只有超越这种东西，进到那个世界，才能达到完美。

所以，这跟我们的乡贤文化很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里，乡贤从家到乡，家就有贤，所以下面我想讲一点教育，讲家学、私学、官学，其实它的根就在家学。你不修身齐家，你何以为乡贤呢，何以为圣人呢？这是儒家的传统，最后上到大学、太学，最后成仁、成圣，但终究还是不离家、不离乡，这个跟基督教以及柏拉图讲的就很不一样，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个社会上，那个统治阶层，根本不要家，共产共妻，精英不能有家庭的拖累，那太不干净了，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态度、文化性格和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后来所学习的西方大学，学他们的教育，整个就是从这么一套系统出来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在设计这个国家，而其中最要害的就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保卫者——哲学王，全讲的是教育，这种教育对于后来基督教的教育思想影响很深，而基督教更是塑造了西方现代我们学的那些大学，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接受了古希腊的“四艺”、“七艺”或者其他多少个“艺”，那就是他们所要学的，就像我们儒家学的六艺，人家也有“艺”。这个系统一直拓展到当代的大学，所以它的这个学校整个的设计，就是为了争得往上冲的力量，实际上是主宰这个世界的力量，他要脱开乡，脱开家。所以到了当代，与现代技术结合，他的科学技术方便，但是人文学科人家也没丢，尤其是没有丢掉灵魂——西方最好的大学都有神学院。

下面呢，我就结合北大的情况，看看我们中国现代教育的命运。现在北大还有蔡元培的像，是当时77级毕业班出资立的，当时确实是一个进步。他被认为是北大精神的塑造者，而且他参与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就是和现在书院很不一样的现在主流的大学，从小学到大学。当时蔡先生是教育部长，他在学校里禁止读经，从那个时候开始，读经就被赶出了教育的主流，尤其是在北大。北大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叫“京师大学堂”，是担负着中国最后一个还是信奉儒家的朝代，用它来应对西方的挑战，在戊戌变法中产生。所以它的校长就相当于当今的教育部长，管理全国的教育；而它的办学宗旨还是比较健全的，结合了中西。比如分了七科，相当于七个学院，第一科最重要的就是经学院，里面研究的基本都全是儒家，当然也可能有些是道家的学说，而且是把它当做一个活的学问来传承的。蔡先生当了北大校长，就把这个经学院砍掉，然后他说：“我并没有把里面的学问丢掉，我把经学中内容分散到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等等。”他还要用”美育代替宗教”，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大学，从先天上来说，它这个“大”字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它都无法体现，就连西方大学的那个“大”字它也体现不了，就没有一个对应西方神学院的这样一个画龙点睛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讲书院非常好，我们说是对主流教育体制的补充——它不讲德育，我们要讲；它不培养人的情怀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要培养。昨天晚上我还听到昆曲、吹箫，这些都是非常好，这就是礼教、乐教，但是它（主流教育）没有。但是，我们既然是书院，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教育，现在整个的构架，主导的构架从西方承接下来的这么一种大学。那我们书院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怎样一种发展，我来谈一点很不成熟的想法。

一个是，总的来说，必须多元化。我们书院是根本没有能力抢占主流大学的地位的，在可见的未来那都不太可能。所以势必多元化。它要国际接轨，它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动力是不可撼动的，就跟我们国家的主导是“科学技术是国家的主导”类似都是硬道理。OK，这是一种教育方式。书院也好，或其他的，都是另外一种补充的教育方式，但是我觉得补充很好，很重要，这么多年，我也参与过推动儿童读经，也是一种补充。但是，很多学者包括楼先生也讲到，我们要有自主性，就意味着虽然我们确实是补充，我们从多元化里争得一元，而且是一个边缘的、不起眼的一元，但我们也并不一定甘于总是补充。也就是说，书院除了传承它该传承的东西之外，还要应对国家、民族、人类现在面对的重大问题，比如家庭的衰败，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比如文明冲突等等。书院要有这个志向，去思考，去研究，从传统的智慧中提出自己的见地，甚至有一些新的举措实施，这就是我想到的多元中的这一元要有自己的生命力，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些比较聪明的西方知识分子，像汤因比先生，或者是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确实是寄希望于中国的文化来拯救未来的世界，他们看得比较深远，觉得人类这么走下去没有希望，科学家霍金也经常说这种话，但是他倒没寄希望于中国，像汤因比是明确地说过的。儒家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功能、实践功能、文化功能，是西方文化也好，主导的全球化的文化所不具有的，由他们这些主导的文化所引出的问题，儒家或许可以帮助去解决，所以儒家不应妄自菲薄，书院也要有承担的意识。

最后，刘老师也讲了，我觉得书院文化也好，或者儒家现在的复兴，它除了在主流社会做出非常好的，我看到以后非常欣慰的努力之外，是不是还要有一种“活的身体”？什么叫“活的身体”呢？就是说它不光是一个教育书院，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或者说是像传统的儒家社会中那么一个有机的文化中有机的成分。前些年我到西藏，我发现喇嘛教还是个活体，它有自身整个的信仰，尽管民众的生活也被现代化的东西所消蚀，但还是有保存的，甚至有他们的科学院——拉卜楞寺，我去看过，他们也是分科，传统的医学、天文学、经学等等都在传承，他并不认为和西方那么高级的天文学相比，我们就“歇菜”了，不，我们的天文学和医学，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是一个活的体系，叫活体。这个跟我之前设想过的儒家要有自己的实际生活的“活体”很相似，不管它叫什么都可以，儒家文化特区也好，儒家文化保护区也好，如果有一个复兴的基地，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的，我就讲这些。

刘强老师：

谢谢张老师。我想起了钱穆先生曾经在《国史大纲》序言里面有一句话：中国人，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要充满温情与敬意。这个在当时西风东渐，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样一个时代，可以说，钱先生在当时绝对不是一种主流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隔了百年来看，却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价值观。这也说明了，有些时候，当一个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人去担当的。我相信钱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他们都是立足中华文化之本位，想要试图承担这样一种文化的慧命，传之后世。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以文化自任，作为文化使命这样一种担当来看待自己的学术和研究的，我非常佩服两位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吉文辉老师来给大家分享。

吉文辉老师：

很有意思，我们一二三都是北京大学出来的。我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生就跟书打交道。我曾经在网上有过一篇文章，《我的读书生涯》里面，开篇自拟了一幅对联：“书店、书馆、书斋，一生相伴；读书、玩书、写书，三乐常随。”没想到七十四岁以后，我开始和书院打上交道。我打五六岁就跟书打交道，到现在每天还睡在书库里面，现在又跟书院打交道，而且我见到江南书院还有一种亲切感，除了它这个比较宽阔的教室等硬件设备之外，你们在这里面的我也感觉很有水平。所以我在跟院长谈到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再有机会来到这里讲学，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在90年代初为写《中医文化学概论》这本书，我前后翻阅了二百四十多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给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柳诒徵，一个是钱穆。钱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给我印象很深，受益匪浅。虽然我一生没有见到钱穆，但是能够见到钱穆的儿子，能见到钱老，我也觉得很高兴，很幸运，心生欢喜心。

在这里我也想向大家推荐，因为书得多了，它有对比度，那么二百多部里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这些，钱穆的水平是最高的，他没有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干扰，他很客观、很公正地来评价、来对待传统文化，所以能够学到真东西。后来呢，国内的这些不是水平低，就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局限，不能够公正、正确、全面、完善、系统地对待传统文化，很遗憾。就像陆游有一首诗谈到，老却英雄似等闲，国内的很多的学者，本应该对历史有更大的建树，但受到环境的影响，写不了巨作出来。我对钱穆能够出国写出这些巨作出来，我很高兴，这个也是命运，也是天分。他如果在大陆也可能会像陈寅恪一样的下场，遭到批判、批斗，甚至于可能早就过世了，很难活到那么高寿了。那是很让人感慨的。

第三个，今天准备谈的是乡贤，但是我安排我讲，所以我还是对昨天听到的，对书院有这些思考。我这个人读书一辈子喜欢思考，昨天晚上四点钟我就在想，这个书院讲点什么内容呢？因为在讲书院的内容，有很多的课题，书院的沿革、书院的功能、书院的作用、书院的价值、书院的建制、书院的现况、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存在等等都可以谈，我只是挑一个书院的功能稍微谈几句话。如果按照古代八股文的破题，首先要对“书院”两个字进行破题，为什么叫书院，而不叫学院、又不叫教院，又不叫过去的训导院。古人起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就好像说你这个人满肚子的学问，说你这个人是大学问家，没说你满肚子学习，没说你是大学习家，显然这个学问和学习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学问的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呀，很可能还还给书本或老师。所以书院这个词不是乱起的，这里面两个字，一个是书，一个是院。书显然是读书，就是文献，就是典籍。我们古人讲什么都还是围绕书，无论是讲古人的，还是讲自己的，还都是围绕一个书，在坐的我们的这些专家，都是著书立学的，还是书。院呢，是一个场所、是个机构，禅院呐、道院呐、医院呐、书院呐，乃至于科学院呐、国务院呐，都是一个场所、机构。书院的关键、核心在书，所以我谈的功能就是围绕书展开的六大功能。一个是讲书、又叫讲学。书院如果没有讲学、不讲书的话，这个书院谈不上真正的书院，那叫培训班，培训中心，是吧。所以请了这许多专家，我觉的就是个很优越的条件。它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要宣扬个人见解。现在呢，第二个功能，好像不太容易，可以适当的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但是重点可以放在弘扬传统文化上面。这个我不能展开细讲。弘扬传统文化，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来自于两三个方面：一个是专家教授，一些老年人；一个是来自于书本；一个是来自于民风民俗。这个在《汉书·艺文志》里面就记载了，孔子曾经说过“礼失求诸野”。在《礼记》里面也写过“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是说一个朝廷里面的文化失落了，它会散落在民间。所以这个民间保存着传统文化，比朝廷保存传统文化的力量更强。毕竟有些时候朝廷顾不过来。昨天我听了嵩阳书院那位的讲话，我很感慨。文化分裂的场景，我是亲身经历，而且是重点的参与者，我差点被打成三类人。所以政治（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力是前无古人，但愿不要有后来者。比如像孔庙，中国历史经历了两千五百年，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大部分都是没有文化的，相当野蛮和残忍的，过去的抗争没有一个破坏的，外族的进入都没有毁过的，在文化革命，都被全部毁掉了。这些历史的账要怎么算。所以像嵩阳书院那样保存下来是万幸。现在士气挥舞，但是也不要过于乐观。因为文化，从我个人来讲，还会有波折。这是我想讲的。我们主流的思想和传统的思想是合不拢的。传统文化就讲了一个核心：和，和谐。我没有时间去解释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这两个字，我们一直在努力，到现在也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既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尽到自己最大的力量，尽人事，听天命。

这是第二个功能，要讲书、讲学，所以这里是一个灌输人生价值，深入探讨和研究有关人生价值的问题。这是提供一个学术的平台。所以书院应该作为一个学术的平台，而不是像一般的培训班。现在大学里面，尤其是名牌大学，办了很多的培训班，收的学费高的吓死人。我参与过复旦大学的那些所谓高级的管理培训班，传统文化的培训班，《周易》的培训班，收的是八万到二十万，去学的人也不在乎，有的还不一定到场听。这个社会很多事情需要去细想。我跟他们领导一直讲，现在民间搞些活动，真正的文化就是要落实在一座道场。我就是想尽到自己的心愿，我不管成功不成功，成事在天，而不是在人，我就把力量都用完，我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不该讲的话我打擦边球绕弯子讲。在坐都是有文化的人。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规的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上面也心知肚明，他就是有利益在那里。利益，这个干扰太厉害了。这个利益是现成的，白花花的银子进去，他想走也舍不得放弃啊。

第三个是读书。我们这要提供一个读书的平台，安静地平台，要刻苦攻读、古代是为科举考试，为增长个人的才干，提高自己的修养在读书。我们现在也要读，弥补我们在传统文化这方面的缺失和遗憾。读多少懂多少，就看教师的水平，就看我们书院管理领导的水平。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世界上的民族中最聪明的人就是我们汉族的人。汉族人的聪明，是不可思议的聪明，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讲。

朱翔非老师：

各位先生、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乡贤在咱们整个江阴，最让我想起来的是“江阴守城”(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如果说谈乡贤的话，这里面几乎所有人都为此付出，他们都是乡贤。比如说，陈明遇、冯厚敦，还有一个阎应元。阎应元不是我们江苏人，是河北通州人，但是在这里大家把他列为乡贤，也是应当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在这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是最主要的乡贤。不知道我这么说对或不对。当时那个事件(江阴八十一日)）发生以后，明朝的皇帝说：以后要是谁要遇到江阴城出来的童子，就要给这个人下拜。一打听，你是江阴人，当时就倒地下拜。这凭什么呢？就凭你们过了八十一天。这些人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大明朝三百里江山，后来就剩五十多人了。从这个点来说，我们都不是，或者说很少有是当时那五十三人中的后代。真要是找到了那五十三人的后代，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他的家人是在那样一番血雨腥风中度过的。那么，为什么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的骨气，这种正义，这种自由，这种尊严后来少见了，或者是说没有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那么继承这一点，跟中国的儒家有何关系呢？太有关系了。我来的时候，一路坐车，我就看见路牌写着，泰州，一会过去了；常州，过去了。江阴,泰州离这很近，泰州再往上，是王阳明的家乡。明朝末年是全民儒学的时代。那个年代，清朝到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有什么呢？有实学。实学对还是不对？实学取代了当时王阳明传播的儒学，对还是不对？实际上是错误的，一点都不对。因为实学不再是形而上的追求，形而上追求的，逐渐没有人，尤其是老百姓去研究它、